#《女性主义不是什么》

卡萝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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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为了反对女性主义者厌男的刻板印象，本书后面要讨论的一大主题是女性自身在这场乱局中的责任。我将解释为什么女性往往有充分的理由随波逐流，并且往往很难不随波逐流。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几乎无法避免地内化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女性应该渴望什么，应该如何行事。但是，当我们毫不质疑地与一个伤害他人的体系同流合污时，我们就要承担延续这个体系的责任。我认为女性应该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负责，因为这种角色巩固了一个不仅伤害我们，也伤害所有其他女性的体系。但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和其他女性宽容一点，因为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体系多么庞大。
• 本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敌人不是男性，而是一个由性别歧视的规范、习惯、期待和制度组成的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些事物大多在人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女性也参与其中。我试图诚实地面对女性主义者过去犯下的错误—我们呼吁女性团结起来，却常常屈服于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残疾歧视、恐同症或恐跨症的诱惑。

###第一章 以“F”开头的词语

####性别歧视的起源

• 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极少数男性之一）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提出了一个比较说得通的假设。他在1869年感叹道：“从人类社会的第一缕曙光开始，所有女性就（由于男性强加给她的价值，加上她的肌肉力量不如男性）处于被男性奴役的状态。”密尔猜测，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是一种强权即公理(might makes right)的状况。
• 1970年出版的《性别的辩证法》的作者、激进的女性主义活动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从别的角度解释了性别歧视的起源。费尔斯通没有把两性的不平等归因于肌肉力量的差异，而是归因于男性和女性在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生理差异。

####女性主义简史

• 故事的开头是19世纪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它成功地为许多女性争取到某些政治和法律权利。20世纪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意识到，这些形式上的权利不足以确保所有女性过上繁荣的生活。今天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则意识到，女性的关切常常被误解和简化为富裕的白人女性的关切。
• 讽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发明“女性主义”一词的其实是一个男人—夏尔·傅立叶，19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不仅相信所有人都有资格获得“社会最低水平”的充实工作，以及充足的食品、衣物、住所和娱乐，而且认为工作可以是集体的、愉快的、根据喜好和技能分配的。没有人比卡尔·马克思在思想上更受惠于傅立叶。不过，真正让傅立叶名垂青史的是，他愿意把这番见解同时运用在女性和男性身上。傅立叶宣称：“社会的进步……（是）女性向着自由进步的结果；社会秩序的衰退是女性的自由减少的结果……总而言之，女性权利的扩大是衡量一切社会进步的普遍原则。”在他幻想的乌托邦社会愿景中，许多女性主义的建议即使对当代人来说也是惊人的进步。傅立叶认为人们不应该根据性别来分配工作，建议1至3岁的孩子穿同样的衣服，受同样的教育，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展现真正的才能，而不是传统强加给他们的才能。他批评婚姻制度压迫女性，使她们过着一种经济和性欲都得不到满足的受奴役的婚姻生活。由于女性通常被禁止从事大多数形式的工作，傅立叶感叹道：“卖淫或多或少成了她们唯一的营生。”
• 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重大成果包括：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度提高；生育自由扩大，比如更好的节育方法和安全合法的堕胎措施出现；关于抚养、离婚、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法律有了重大变化；公众对女性平等地位的认识提高了。但又一次，一些女性得到的好处比另一些女性更多。
• 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开始分裂。一部分女性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各种自助和自我提升的活动（这就是各种意识觉醒团体做的事），一些女性主义者主要关注让她们得到提升。还有一部分女性仍在争取更基本的社会权利和认可，一些女性主义者聚焦于此类女性的福祉。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宣称“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提倡女同性恋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认为与男性的一切合作和接触—包括异性性爱和婚姻—都是与父权制同流合污。另一些女性主义者—比如弗里丹—认为女同性恋的行动主义会分散注意力，因此给女同性恋贴上“薰衣草威胁”的标签，试图将她们挤出主流的女性主义事业。比起白人女性主义者，许多有色人种女性更容易与黑豹党这样的民权组织结盟，尽管她们常常发现自己在这些组织中只能扮演从属或支持者的角色。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和活动家批判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理想—生活截然不同的女性之间能够轻易地建立起姐妹情谊(sisterhood)，呼吁女性主义者关注女性在阶级、种族和性方面所面临的不同挑战。
• 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许多作品都受到文学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里程碑式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把殖民主义描述为“白人男性从棕皮肤男性手中拯救棕皮肤女性”的使命。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女性主义变得像是“白人女性从棕皮肤男性手中拯救棕皮肤女性”。
• 去殖民女性主义者认为，数百年来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让西方人滋生了一种优越感，使我们很难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女性很可能和我们一样践行着纳拉扬所说的“与父权制博弈”。看到穿着布基尼的女性，我们会可怜她们无法在海滩上享受夏日时光，却从未想过我们的泳装选择同样受到了男性凝视的限制。女性特质的哪些表现是可以接受的，可以露出多少皮肤，如何避免、激发和排解男性的欲望：这些都是地球上几乎每个女性都必须应对的雷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假装第三世界的女性不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而在于我们不能五十步笑百步。我们想要批评其他人的文化惯习，就必须保证我们也愿意审视自身的文化习俗。

####愤怒派女性主义

• 另一方面，女性也会对愤怒派女性主义者感到恐惧，因为我们接受的关于照护和喂养男性的训练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常常看不到这是一种屈从。我们只知道，我们生怕被人视为一个恶女。激进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安德里亚·德沃金猜测：“许多女性之所以反对女性主义，是因为充分意识到渗透于文化、社会和一切人际关系中的残酷的厌女症，这本身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比起承认女性特质的规范主要是为了男性的享受和利益而存在，沉浸在这种规范赋予我们的不自洽的、反复无常的乐趣之中要更加舒服。比起承认我们有时候与敌人同床共枕，承认我们所爱的男性与那种让我们无法过上充实生活的世界秩序同流合污、从中受益并维持其存续，与其他女性争夺残杯冷炙要更加容易。比起承认我们归根到底都是为我们所爱的男人的快乐服务，欺骗自己要更加安全。
• 波伏娃深知，过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本真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完全自由的、自主的—可能是困难的，甚至是可怕的。存在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懦夫，为了避免自己决定未来时的恐惧，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存在主义者认为，做出由自己定义的选择才是本真的人类存在的特征。
• 哲学家桑德拉·巴特基指出，能够满足女性特质要求的女性可以获得深深的自豪感、自我价值感和胜任感。女性都明白女性之美在我们的文化中备受推崇。至少在她愿意玩这个游戏的情况下，一个能够满足女性美标准的女性可以获得真正的好处和权力。（当然了，还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等着利用她对衰老的恐惧来赚钱。）

####女子力派女性主义

• 靠兜售一种不加批判的让人感觉良好的姐妹情谊幻想来赚钱，任何一个像这样的人可能是女子力派女性主义者。靠兜售一种自诩“包容”或“多元”的女性美概念来赚钱，任何一个像这样的人大概率是女子力派女性主义者。靠兜售一种赞美女性直觉和自我赋权的自助式套话来赚钱，任何一个像这样的人很有可能是女子力派女性主义者。这种更亲切、更温和的女性主义口口声声说要在不惹恼任何人的情况下为女性赋权，向所有人保证现状不会受到任何重大干扰。
• 我们的文化喜欢用女孩无所不能的各种故事来鼓励她们，对那些努力让这些故事成为现实的成年女性却不那么感兴趣。男人口中希望妻子或伴侣具备的品质，与他们对女儿的期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据《施莱弗报告》所说，那些看重女儿的“力量”“智慧”“独立”等品质的男人，反过来却说他们最想要“迷人的”和“甜美的”妻子。我猜这些父亲认为，反正女儿的争强好胜只会成为别人而非自己的麻烦？
• 如果这种积极的性态度能够帮助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满意，或者摆脱男性对女性魅力的看法，那么它将有助于女性主义向前发展。但正如特雷斯特指出的那样，很难不把积极的性态度几种最容易接受的形式看成“贩卖一种挤眉弄眼、色情化的讽刺”—一种俏皮的、装模作样的圈内笑话，其主要目的似乎是向男性保证女孩们仍然“不过是想找点乐子”。与这种观点相呼应，作家阿里尔·利维批评积极的性态度在今天俨然成了一种“低俗文化”，其目的是向女性兜售这样一个谎言：内化那些物化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观点是一种赋权。两位作家都认为，这种积极的性态度与其说是抛弃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在性方面不公平的“双标”，不如说是回应了凯瑟琳·麦金农和安德里亚·德沃金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工作。
• 编辑兼评论家杰莎·克里斯宾记录了她所看到的女性主义从激进主义沦为自助哲学的过程，她把女子力派女性主义归结为一场让女性能够花钱摆脱父权制最恶劣一面的斗争，“一场让女性也能平等地参与反抗对弱者和穷人的压迫的斗争”。女子力派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古老的女性主义格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曲解为一句口号，认为我们可以用政治正确来粉饰我们的个人选择，不必为其政治后果负责。“在很长时间里，”克里斯宾写道：“女性主义日渐远离集体行动和集体想象，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不了世界。”
• 女子力派女性主义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告公司发现可以用它来让女性购买更多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第二章 压迫：四种比喻

• 压迫是各种伤害和不公的总和，它们形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因素的网络。这些伤害和不公源于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社会体制网络—包括职场、家庭、教育、宗教、流行文化和媒体—借助各种规范、规则、法律和预设来运作，从而不正当地使女性处于弱势，使男性享有特权。
• 鸟笼的比喻强调了压迫所造成的伤害和不公之所以会影响人们，本质上是因为他们都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无形背包的比喻说明了压迫所造成的伤害和不公通常不是个体有意行为的结果，而这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特权和责任等道德概念。全景监狱的比喻说明了人们通常如何把压迫内化，并转而压迫自身。交叉路口的比喻解释了当某人属于多个受压迫群体时，压迫的影响是如何（通常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加剧的。

####鸟笼

• 单凭一根金属丝无法困住一只鸟。同样，单凭掐一下屁股无法压迫一名女性。但是，一声口哨，又一声口哨，被掐一下，不情愿地被捏一下，被居高临下地审视，在有晋升机会时被忽略，又被掐了一下，一次过分亲密的接触，一个完全不必要的骑士行为，因为性行为而被称作荡妇，因为没有性行为而被称作性冷淡，白人男性同事拿1美元而你拿81美分（黑人女性拿65美分，拉美裔女性拿61美分），婚后被要求放弃你的姓氏，在婚礼上被一个男性“交”给另一个男性，观看将女性视为性感摆设而非真实人物的电影，忍受直男的荒诞行为—莫名其妙地把女同性恋的性行为视为供他们观看的表演，加入认为只有男性是按上帝模样创造出来的教会，因为是黑人或拉美裔而被描绘成性欲旺盛的耶洗别(Jezebel)或荡妇，因为是白人或亚洲人而被描绘成性冷淡的洋娃娃，做家务的时长是丈夫的两倍多（他似乎认为是某种看不到的小妖精在做晚饭、打扫房间、照顾孩子），有六分之一的概率遭受性暴力（有百分之百的概率在生活中处处都要避免性暴力），又被掐了一下屁股，被误认为秘书，不得不开车近200英里去获得你的合法堕胎权：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女性无法逃脱的牢笼。不管多么聪明、坚强或机智，我们都无法逃脱
• 用一些能够为自我认知、社会批判和政治团结等提供理论基础的群体来划分社会世界，这种做法有时候被叫作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但老实说，这个词的用法多种多样、相互矛盾，还经常被歪曲或误解。它现在已经过时了，没有多少理论家能坦然地给自己的作品贴上这个标签，它更多时候被（右派和左派）当作一个蔑视或指责别人的贬义词。
• 这种对社会群体归属的关注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常常误解女性主义强调的一点：男性不会受到压迫。女性主义者这样说的意思不是男性不会受到伤害—这太荒谬了。相反，女性主义者说男性不会受到压迫，是指男性不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受到伤害：男性不会作为男性而受到压迫的伤害。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受到压迫的伤害。
• 那些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以牺牲一个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使另一个群体受益的社会制度，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和不公才算是压迫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孤立地看待一种伤害或不公，你实际上无法判断它是不是压迫性的。你需要纵观全局，才能判断你所面对的是孤立的事件，还是鸟笼中的一根金属丝。
• 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发生了坏事，那么，除非是天灾，否则肯定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指责的对象，肯定有一个人要为此负责。我们喜欢有确凿的罪证。但压迫性的伤害和不公通常不是这样的。

####无形的背包

• 压迫的结构性本质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从他人的压迫中受益，即使我们对造成这一压迫没有直接责任。但是，承认我们生命中的成功可能不完全归功于自己很难。令人安心的优绩主义迷思已经深入人心。
• 即使我们是优秀的进步人士，比起承认我们可能拥有太多特权，可能不是光明正大地赢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承认其他人处于弱势要容易得多。
• 那些出身于拥有更多社会特权的群体中的人，有责任为社会创造更多公平。这种责任无法直接判定哪些人应该得到哪些东西—做坏事应该受到惩罚，做好事应该得到奖励。这种责任表示人们愿意纠正特权造成的不对等，因为我们的社会如果真的公平，特权就不会存在。

####全景监狱

• 桑德拉·巴特基等女性主义哲学家扩展了福柯的全景监狱比喻，分析了（尤其是）女性最终如何约束自己的身体、思想、情感和行为，以符合人们对传统女性特质的期待。福柯倾向于用“规训实践”来谈论权力在现代社会的运作方式，这些实践产生了他所谓的“顺从的身体”。
•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必须带着类似的双重视角生活，首先要学会用男性的眼光看待自己，知道他们主要因为性吸引力而欣赏我们。“在当代父权制文化中，”巴特基写道，“大多数女性的意识里都有一个全景监狱式的男性鉴赏家：她们永远站在他的凝视和评判之下。在女性的生活中，她的身体被他人观看，被父权制下一个匿名的他者观看。”受到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作品的启发，女性主义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男性凝视的内化。穆尔维认为，因为我们的视觉文化主要由男性创造并为男性服务，所以它在描绘世界，特别是在描绘女性时采用了男性的视角。它把女性描绘成一种主要为男性的性欣赏和性快感而存在的东西— 一种性物品(sex object)
• 对信奉“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来说，有害的适应性偏好是一个难题，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评判别人的欲望，应该放任成年人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论这些事看上去多么不合理。但是，如果不公正的、压迫性的社会环境导致人们偏好那些对他们有害的东西，或者不偏好对他们有益的东西，那么我们只有被允许就人们的欲望进行某些讨论，才能搞清这种不公正的根源。
• 我们的敌人不是男性—至少不是所有的男性。如果把男性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压迫者，把女性描绘成手无寸铁的被压迫者，我们就无法解释另一些男性的存在，他们仅仅是顺从这个并非由他们创造和控制，甚至他们也未必赞同的体系。更糟糕的是，这种解释忽略了女性与性别歧视同流合污的程度—例如，我们常常满心欢喜地参与那些物化和压迫我们的行为，并且把它们强加给其他女性和我们的女儿。
• 但问题在于，女性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的决定往往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损害其他女性的利益。每当一名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投身于自己的事业，而丈夫又不愿放弃事业，由此导致的空缺几乎总是由一名收入微薄、受尽剥削的有色人种女性来填补。每当一名能够接近传统审美理想的女性为了吸引男性（甚至只是因为男性的关注和奉承对自尊心有好处）而对自己的女性特质进行投资，那些按照传统标准不能或不会被视为有吸引力的女性就会面临更糟糕的处境。每当一名有孩子的女性为了照顾家庭而不可避免地牺牲自己的事业，她就助长了这个期待女性而非男性做出牺牲的世界。

####交叉路口

• 种族批判理论家和法律活动家金伯莉·克伦肖用身处繁忙的交叉路口的体验，来描述生活在多重压迫下的经历，将安娜·朱莉娅·库珀等其他黑人女性主义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谈论的现象提炼成一个概念，并发明了一个术语：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 因此，打个比方，我们应该认为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不是来自“种族+性别”，而是来自“种族化的性别”(racialized gender)。交叉性的关键理念是：如果有一幅韦恩图，它由白人女性遭受的全部坏事和黑人男性遭受的全部坏事组成，那么黑人女性遭受的压迫并不在图中的重叠区域。相反，它是一种完全独特的体验。

####地下室

• 换句话说，只有受困程度低的人才能走出地下室。在女性主义圈子里，这指的是白人、异性恋、顺性、身体健全、富裕或中产阶级的女性。主导女性主义运动的正是这些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 胡克斯认为，弗里丹的短视是白人女性主义的通病，它往往把享有相对特权的特殊经历（其特点是没有遭受过种族主义、异性恋至上主义、阶级歧视和残疾歧视的压迫）普遍化为女性的“唯一”经历。女性主义假装所有女性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的女性特质内核，在女性运动的历史中，这种做法一次又一次地将最有特权的女性的经历，错误地当作所有女性的经历。如果你声称地下室里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经历，你就可以忽略一个事实：那些即将逃离地下室的人往往把脚踩在下面人的脸上。

###第三章 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

• 一旦把这种刻板印象摆在台面上，两性之争就会很快白热化。男性理应是逻辑清晰、头脑冷静但情感迟钝的，女性理应有敏锐的直觉和情感，但往往非理性且有些疯狂。男性理应坚强、独立、务实，女性理应脆弱、无助、肤浅。男性从不问路，女性不会开车。男性听不进别人的话，女性总是说个不停。就算以性命要挟，男性也不会记得把马桶盖放下来。女性会对你在小布什的第一届总统任期中忘记她的生日念念不忘。女性想要鲜花、巧克力和浪漫，男性心目中的情人节是牛排和口交。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历史起源

####宗教的正统观念

• 男人和女人这两类人分别是什么样？《圣经》的创世故事强化了对此的本质主义理解。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相当典型的解读，也有一些不那么陈旧的解读。很多进步主义神学家都勇敢地尝试证明，这些宗教文本可以被用来支持两性平等。

####性别的社会建构与女性主义

•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维持了一种基于性别的行为方式。只有当缺乏关于性别的适当暗示时，我们才会注意到自己多么依赖这些暗示。
• 孩子天生就会认同他们的照顾者，而成长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将自己理解为独立个体的过程。但是，因为母亲更倾向于认同女儿而不是儿子，所以她会不自觉地鼓励儿子在心理上与她分离，并不自觉地阻止女儿与她分离。这就促使男孩发展出清晰和僵硬的自我边界，而女孩发展出灵活和模糊的自我边界。
• 人们对待女孩是娇生惯养、小心呵护，而对待男孩动辄打骂，告诉他们不可以哭。人们看到女孩打闹会制止她们，却轻描淡写地认为男孩调皮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男孩就是这样”）。女孩会因为太有主见而受到责备，而男孩会因为展露出领导才能而受到称赞。重申一下，这些行为方式与你是不是觉醒的女性主义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些社会化力量无关。你或许能够避免这种文化环境下的一些较为恶劣的做法，但你仍然会根据孩子的社会性别差异对待他们。我们不自觉地这样做。该死，我发现我曾经这样对待我的猫。
• 事实上，孩子就像是缩小版的朱迪斯·巴特勒。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表演—它可能比变装皇后的夸张戏仿更加彻底，但它同样是人为的。我们的性别不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本体论事实，而是通过我们的举止、服装和行为制造和展现出来的。处于这个成长阶段的孩子往往是一个小小的性别警察，因为他知道在烟雾和镜子背后什么都没有，除了观众对这场表演的看法，性别什么也不是。
• 我们还要记住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影响孩子的唯一因素，甚至不一定是主要因素，尽管我们一厢情愿地这样认为。即使不依靠我们，孩子仍然会经历性别社会化的过程。

####规则的例外

• 差异女性主义者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弊病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我们多年来别出心裁地创造了许多高估男性价值、低估女性价值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不再逃避现实，开始正视女性天生就擅长的事，那么我们不仅能消除性别歧视，还能解决全球贫困、战争和环境恶化的问题。

####作为生育推销手段的性别

• 因此，性别认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我们能够搞清楚自己是谁，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从小就知道，表演性别是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向他人告知我们生殖器的方式。长大后，这一信息已经根深蒂固，以至我们无法想象事情还有别的可能。

####作为等级制的性别

• 忘掉“阴阳调和”“隔离但平等”“不同但互补的性质”这些鬼话吧。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天生就是低等的
• 在1969年出版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性政治》中，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特·米利特指出了这种令人震惊的不对等：“人类的个性按照性别范畴（‘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固定路线形成，以主导群体的需求和价值观为基础，并且取决于其成员自己看重什么与在从属群体那里觉得什么方便：男性是进取的、睿智的、有力的、高效的；女性是被动的、物质的、温顺的、‘善良的’、低效的。”米利特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男性和女性被社会化为不同的角色，还在于女性被社会化为从属的角色。
• 麦金农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性行为都是从男性的视角来定义的，这种男性化的性观念被强加给了女性—必要时还会借助暴力。但对两性来说，玩性别这场把戏的根本动机都是情欲层面的。性爱很迷人，为此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默许我们自己的从属地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第四章 生理性别的社会建构

• 女性主义者之所以接受衣帽架理论，是因为她们认为这是对抗生物决定论（生理事实就是宿命）的最佳方式。她们认为，如果能够把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归结为教养而非天性，那么整座父权制纸牌屋最终将轰然倒塌。但事实证明，衣帽架理论本身也有问题

####女性主义对天性与教养之分的细化

• 我们如果诚实的话，就应该承认知道自己分不清天性与教养。
• 但说真的，如果人们无论如何都会做，你强迫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人们做不到，你阻止他们又有什么意义？这仿佛在说，那些信奉传统性别角色的世界观—女性的存在就是为了服从男性—的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些事情是宇宙固有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女性忍受它只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 安东尼的创见在于，即使我们最终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天性与教养的问题，它也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性别。这是因为，关于事物存在方式的描述性事实本身，并不能提供我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建议。（哲学家称之为实然与应然之分，如果二者混淆，我们就会非常生气。）

####女性主义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的细化

• 关于性别的衣帽架理论，第一个问题在于它的支持者没有考虑到女性之间的种族、文化和社会经济差异。毕竟，说性别是一种文化构造—也就是同意波伏娃的观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有道理，但因此而假装文化以同样的方式为所有人建构性别，这就大错特错了。
• 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只需要抛弃这样的想法就好了：存在唯一的女性体验，即每个女性在从尿布到坟墓的旅途中都会遇到的相同的冒险和经历。在最好的情况下，寻找共同的女性体验也困难重重，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表明衣帽架女性主义者弄错了方向，让弱势女性的处境变得更糟。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担忧会导致一些人认为“女性”这一范畴从根本上就是含混不清的，我们最好完全放弃它。 这就是朱迪斯·巴特勒所支持的观点。
• 巴特勒走得更远。她认为性别本质上是一种表演，根据这种描述，她建议人们随心所欲地玩弄性别的剧本，把性别视为一种反讽的戏仿。她这么做的原因是，她认为我们应该淡化性别范畴的重要性，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会以各种方式伤害人们，就像衣帽架女性主义者反复强调的那样。巴特勒指责她们在专注于阐明性别社会化之危害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强化了她们声称要批判的东西。在界定女性主义的主题—通过阐明女性主义最应该关注的一类伤害—的过程中，衣帽架女性主义者无意识地暗示了身为女性的方式有对错之分，并且以此来定义女性身份。
• 巴特勒强调，衣帽架女性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她们对女性的定义错了。她们错在一开始就不应该试图定义女性。
• 因为坚信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以许多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女性之间有共同点，尽管对部分女性在历史上被我们排除在外的担忧是合理的。要准确说出这些共同点是什么，却出乎意料地困难。
• 但是巴特勒等人认为，并非只有社会性别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她指出，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总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所以我们必须始终认为它们被附加了特定的文化意义。在巴特勒看来，和社会性别一样，生理性别不是什么显而易见的生理事实。我们给某些生理特征附加了这么多文化意义，这反映的是我们文化中的优先次序。想想我们通常是如何区别男女的。我们会指出他们的性器官（阴茎、睾丸与阴蒂、阴道、卵巢、子宫）的差异。我们会指出这些器官在异性性交中的用途（插入与被插入）。我们指出这种性交所导致的不同生殖角色（授精与怀孕）。

####女性主义对跨性别体验的讨论

• 排跨激女有时候声称跨性别女性是冒牌货或骗子，抱怨她们所展现的女性特质大多是陈旧的刻板印象，是主要为取悦男性而设计的漫画式形象。当凯特琳·詹纳说她一直感觉自己像个女人时，她的意思似乎是她想当一个脑袋空空的“花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以取悦男性。她有一句臭名昭著的玩笑话：“做女人最难的就是决定穿哪件衣服。”正是这种胡言乱语使杰曼·格里尔（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的典型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称《魅力》杂志把詹纳评为年度魅力女性的做法是“厌女”，认为这无异于赞成男性在接受充分的整容手术之后，可以成为比“出生时是女性”的人“更好的女性”。
• 如果顺性女性诚实地面对我们所参与的全景监狱的规训实践，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跨性别女性对女性特质的夸张表现超出了排跨激女喜欢的样子，她们所犯的错我们同样无法幸免。当跨性别女性把女性特质这面镜子转向我们时，如果我们不喜欢镜子里的东西，那只能怪我们自己。
• 沃森进一步强调了不要五十步笑百步的重要性，她认为，当顺性女性以顺性的身份生活时，无论喜不喜欢，她们都在肯定一个认同二元性别的世界，一个充斥性别刻板印象的世界，一个只有少数几种作为女性的方式可以被接受的世界。当我作为一个顺性女性以没什么新意的方式表现传统女性特质时，我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女性应该是这个样子。“在塑造自己时，我塑造了人类。”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名言。尽管我可能并不喜欢这么做，但是在以一种我认为在周围人眼中像女性的方式展现自己时，我不仅顺应了他们关于女性的传统观念，而且实际上肯定了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巴特勒建议我们打乱性别表演的意义：这样做会动摇人们不假思索的预设。
• 贝彻主张存在一种“存在主义身份”(existential identity)，我们对其享有相似的主权。这种身份不由你能在驾照上看到的那种经验事实决定，而由你对存在主义问题的回答决定，别人无法替你回答这些问题，比如：“我是什么？什么推动我前行？我代表什么？我最关心什么？”这种存在主义身份是跨性别者在性别认同过程中所肯定的东西，通过确定他们裤裆里的玩意儿是否符合他们的性别认同来质疑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主权，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正如强迫某人皈依新宗教或政党是错误的。
• 女性主义者和其他性别理论家在思考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以及二者关系上取得了很多进展，如果正确地理解这段思想史，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排跨激女和跨性别活动家之间的分歧在根本上是一种误解，后者并没有什么错。伤害女性的那股力量同样伤害了跨性别者。女性主义跨性别活动家茱莉亚·塞拉诺证实了这一点，她认为跨性别女性所面临的大部分歧视不是因为她们是跨性别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愿意毫不掩饰地表现女性特质。

###第五章 性暴力

####作为权力的强奸

• 强奸是权力问题，而不是性的问题，对这一主张最有影响力的阐述来自苏珊·布朗米勒，她在1975年出版的作品《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和强奸》被许多人视为这种女性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布朗米勒旨在反驳性暴力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偏见，以揭示她眼中强奸的根本政治目的。她的说法令人印象深刻，她认为强奸“恰恰是一个有意识的威慑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所有男性可令所有女性处于恐惧状态”。布朗米勒强调强奸的主要功能在政治层面，而不在性层面。
• 为了把强奸理解为一种保护费，我们要看到无处不在的性暴力危险如何确保女性需要男性来保护她们免受其他男性的侵害。
• 当女性成为其所属男性的权力象征时，把她当作战利品来对待意味着强奸造成的伤害主要不是针对女性本身，而是针对占有她的男人。
• 如果我们明白强奸主要与权力而非性吸引力有关，那么我们的焦点就不再是把男性描绘成淫荡的野兽—几乎无法控制天生的欲望，完全依赖女性的天生端庄来实现文明化，而是意识到这种司空见惯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与等级制有关。
• 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的“礼貌性忽视”(civil inattention)的概念—用来描述陌生人相遇时互相尊重的场景—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我们与陌生人进行短暂的眼神交流，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移开视线，表示我们虽然看到了他们，但无意侵犯其个人空间，这就是礼貌性忽视。按照戈夫曼的说法，礼貌性忽视是一种公共场合的隐私，它使城市环境中的匿名生活成为可能。这一规范适用于全男性的场合和全女性的场合，但正如哲学家玛格丽特·克劳奇所指出的那样，它不适用于男女之间的所有互动。

####强奸在生理层面不可避免

• 但后来的女性主义者质疑这种将生理机制描述为政治中立的看法。哲学家艾莉森·贾加尔较早地表达了这种担忧，她认为：“在应用于人类时，整个天性与教养之分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完全无法指出任何不受生理机制影响的社会现象，或者任何不受社会影响的人类的‘自然’或“生理”特征。”
• 如果生理机制并非与政治无关，那么认为解剖学意义上插入和被插入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支配和服从的性别关系就大错特错了。毕竟，正如卡希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身体的很多不同部位都有插入能力，很多部位也都可以被插入。打个比方，顺性女性可以用手强行插入顺性男性的肛门，但她们没有这样做。

####色情制品

•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麦金农看来，色情制品不仅建构了我们的性偏好，还建构了性别本身。成为男性就意味着成为在性层面支配女性的人。成为女性就意味着成为在性层面服从男性的人。

####性战争

• 在女性主义作家和活动家艾伦·威利斯的带领下，拥护性行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麦金农对性的看法否定了女性获得性快感的权利，强化了一种“新维多利亚式”的观念：男人渴望性爱，而女人只是忍受性爱。
• 即使我们承认色情想象本身可能没有错—人类有一种深层的、健康的需求，它可以通过对裸体的性感描绘得到满足—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色情制品在道德上都没有问题。

####逐渐内化的物化

• 和其他大多数存在主义者一样，德·波伏娃深知，过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本真生活多么令人生畏。只要有机会，大多数人都会想方设法避免承担自己决定未来的重担，尽管存在主义者认为，做出由自己来定义的选择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我们宁愿随波逐流，宁愿附和别人关于哪些东西有意义的说法，宁愿迎合社会常规对我们的期待，也不愿挺身直面这一现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而唯一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意义。在这件事上畏首畏尾的不只是女性，但是我们的性别角色确实给了我们逃避存在主义自由挑战的特殊机会。
• 女性不仅从一种内化的男凝视角来评价自己，还从一种内化的“时尚—美容综合体”的角度来评价自己。“像军事—工业综合体一样，时尚—美容综合体也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巴特基解释道，“从表面上看，时尚—美容综合体旨在美化女性的身体，并提供放纵自恋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它的隐藏目的，即贬低女性的身体，打击她们的自恋。”

####有毒的男性特质

• 当然，在这种困境面前，不只是女性内化了她们的角色。我们也不是唯一受到这些角色伤害的人。
• 我们不认为男性本质上是好色、愚蠢、无法控制自己的野兽，一旦失去文明社会的教化约束，就会到处乱搞任何呈阴道形状的东西。相反，我们认为大多数男性本质上是正直的人，只是关于哪些东西是可以期待的、哪些回报是应得的，他们被灌输的观念错了。
• 在成为男性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化观念极其混乱。人们期待男性情感迟钝、坚韧不拔，为了养家糊口情愿早早累死。作为回报，人们说男性可以期待获得一系列特权：默认自己有权占有公共空间随意地叉腿占座(manspread)，有权打断(manterrupt)和指挥(mansplain)每一场谈话的进程；还有对本书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即有权在性方面获得女性的关注和服从—用一个最新的合成词来说，就是男性配得权(mentitlement)。
• 对男性配得权深信不疑的男性认为，来自女性的性爱和陪伴是他们良好行为意料之中的（几乎是契约性的）回报。只要女性适当地服从他们，他们就会报以善意和尊重。但只要女性不再满足他们的期待，他们就会报以敌意和愤怒。如果他们是“好男人”，他们只会抱怨自己被“发好人卡”（只字不提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女人的性关注的权利）。如果他们不是“好男人”，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糕。你只要看看网上的“非自愿独身者”社区就明白了—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性生活是因为女性的肤浅，而不是因为他们世界观中的厌女成分。

###第六章 实践出真知

• 首先，你要知道敌人是谁。我希望我已经证明，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并不是敌人。他们同样被父权制塑造，它造就了他们关于男性和女性的假设。男性可能被一种文化利用，这种文化操纵了他们的不安全感，或者承诺会巩固他们从这种性别歧视的文化中获得的默许利益。他们可能被诱导认为自己高女性一等，以此来弥补种族和阶级带来的刺痛。他们可能无法正确地批判我们的文化中关于其既得利益的叙事。但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和任何女性一样，都受父权制任意摆布。
• 虽然性别歧视有效、普遍、恶毒，有时感觉就像一群老白男在一间摆着橡木桌的会议室里策划的阴谋，但我敢说，没有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是这样一回事。
• 不要以为凭借用沐浴露来兜售女性赋权幻想的公司所炮制的那种女性主义，可以推翻性别歧视的现状。不要评判其他女性与父权制博弈的方式，承认我们都会犯错，承认我们只想活下去—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不公平的世界里，某些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加剧性别歧视。不要因为一个女性的愤怒和强硬（尤其是当她系有色人种时）就把她贬为非理性—要考虑到她所说的句句属实，她的愤怒恰恰是正确的反应。

####这并不容易

• 玛丽莲·弗莱认为，压迫的标志之一就是身处一种“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女性面临的选择是：想做爱就被骂荡妇，不想做爱就被骂性冷淡。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被迫一直微笑，要么被说整天摆着一副臭脸。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如果假装顺性，就会被视为邪恶的骗子；如果公开自己的跨性别者身份，就会被视为“自欺欺人”。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如果有了孩子还想保住自己的事业，就会被称为自私的母亲；如果想做全职妈妈，就会被说成没有贡献的蛀虫。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如果符合坚强的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我们的需求就会被忽视；如果拒绝这种刻板印象，就会被视为软弱。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如果表达自己的情绪，就会被贴上非理性和情欲旺盛的标签；如果不表达自己的情绪，就会被贴上冷漠和不像女人的标签。

####如何谈论性

•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种“热情同意”(enthusiastic consent)模式的兴起。这种模式的支持者认为，从“‘不’就是‘不’”变成“‘是’就是‘是’”，这条道路通往“一个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性爱且不用感到羞耻的世界……一个男性将性伴侣视为合作者而非征服对象的世界……一个强奸很少发生且会立马受到惩罚的世界”。
• 做爱时不应该说话，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说明导致我们集体沉默的原因不仅是害羞，也不仅是如此私密的话题可能令人尴尬。我猜想，这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认为性是错误的、肮脏的、可耻的，以致我们往往不愿意向自己（更不用说向伴侣）坦承我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在做什么—即使我们真的在做。这也体现了一种基于性别的模式：女性不应该承认她们想要性爱，更不应该告诉男伴她们想要别的东西；男性应该要么凭空想象女伴想要什么，要么干脆不关心。

####如何与孩子交流

• 当你和一个小女孩聊天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会夸她的裙子好看，点评她的发型，说她今天很漂亮，说她是“公主”。你会怎样和小男孩聊天呢？你肯定不会点评他的长相或穿着。你会问他喜欢做什么，喜欢足球、恐龙、太空飞船还是小虫子。请开始对女孩子也这样做。当你夸女孩子漂亮时，她们会笑逐颜开，因为她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文化对她们的最高赞美，但你可以帮助她们开始忘记这一点。请问问她们喜欢读什么书。问问她们喜欢做什么。和她们谈论外表以外的任何事情。这一开始可能很难。你可以看到，这恰恰说明你对性别期待的内化程度有多深。
• 我们的社会排斥有女性特质的男孩，不仅因为性别歧视和恐同症相互强化（尽管这明显是原因之一），还因为与女性兴趣相同的男孩可能会颠覆支撑现状的价值体系。

####如何成为一个盟友（献给男性的特别小节）

• 你要记住，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因为你是男性，你的声音就会比女性的声音更有权威。你要谨慎地考虑何时以及如何有策略地使用这种权威，何时应该闭上嘴巴，让更多女性的声音被听到。曼恩还建议男性要意识到自己如何与父权世界秩序同流合污。你要明白，虽然你可能从未骚扰过女性，但那些骚扰甚至强奸女性的男性和你同处这个男权社会。我们可能很容易把骚扰或强奸女性的男性妖魔化，但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些男性只是在认真地享受这个世界赋予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你也同样受益于这个世界。在质疑这些男性的行为时，你必须把他们视为你的同类。
• 应该如何处理调情过程中的暧昧、细节、暗示和微妙之处？我们是否有义务放弃其中的大部分，以确保我们不会表现或维持我们性文化中那些有问题的元素？在这个把男性主导、女性服从的关系模式色情化的世界里，如果每个人都内化了各自的性别角色，那么女性主义风格的异性恋调情是否可能？
• 你的妈妈想教你的是尊重女性。相比之下，骑士精神的行为几乎没有实际用途。它的目的主要是象征性的。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女性软弱无能，男性才是拥有权力的人。
• 女性不需要骑士精神的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愿意对抗父权制的男性，愿意考虑放弃完全因为性别而获得的特权的男性，以及不认为放弃这种不劳而获的特权不公平的男性。

####如何活出真我

• 你要明白，当你坚称自己表现女性特质是为了自己，并不在乎对男性（或其他人）有没有吸引力，你很可能没有认真对待女性特质与物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你要承认，你被扭曲了，你有缺陷；你的优先事项和承诺中，那些最深刻、最能彰显身份的，恰恰是由那些你决心要摧毁的性别歧视力量所塑造的。不过你可能觉得这不是唯一选择。在心理治疗师的沙发上沉思，以消除父权制对你灵魂的控制，也许并不是发挥你的女性主义能量的最佳方式—你的最佳做法可能是麻利地抹上口红，准时去给强奸热线电话做志愿者。
• 选择你最擅长的战斗，并做出你力所能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