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导言
每个社会都存在穷人,这是一种社会常识。但是,常识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穷人究竟如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贫穷?社会大众(我们这些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大多数)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制造出了贫穷?
如果说“贫穷”曾区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一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得获,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取相应收益,用以维持生活。
-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汉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呈现形式的总结。
凡勃仑在1890年出版著作《工艺本能和工业艺术状态》(The Instinct of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the Industrial Arts),首次提到“工艺本能”。他指出,人有两种经济本能:一是改进工艺技术的本能,二是渴求获取利益的本能。
–译者注
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
但是,并没有可以“简单地摆脱穷人”的方法,所以需要找到另一种不那么完美的方案。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0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
事实上,若真的希望工人道德完善,就必须扩大其自由的边界–这才是道德能够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的唯一土壤。但是工作伦理,至少在其早期的历史上,选择了削减(或者说完全消除)穷人的选择。
左右两派的政治家都认同工作的这种历史价值。有一种信念是“工业社会”与生俱来的:参与工业生产的工人将不可阻挡地增长,工业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个健全的勇性都在其中被生产性雇用。全民就业虽然尚未实现,但它代表着未来的形态。依据这种规范,没有工作即是失业,是不正常的,违反了规范。“来工作”和“去工作”是双生的劝语/魔咒,希望同时解决个体问题和社会弊病。这些现代的口号同时回荡在分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鸿沟两侧。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关于未来无产阶级社会的愿景也是完全基于工厂的模样构建的。在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
- 先来看个人生活。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暴富,可以自给自足悠然生活的人以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
- 再看社会秩序。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男性的绝大多数可支配时间、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①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价值理性以目的为导向,强调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你从甲地到乙地。如果你考虑的是哪种交通工具更便捷,那么这就是工具理性;如果你在思索是否有必要去,考虑行动的合理性,这就是价值理性。 –译者注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划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专心致志地工作,越来越专心致志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到美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价值,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
工业社会是以权力冲突拉开序幕,那时的人们为自治和自由而斗争。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只会为了获取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这种结构的修正被排除在议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
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实现了当初工作伦理在经济手段和偶尔的肉体胁迫的帮助下徒劳争取的目标。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二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我们身处消费者社会。 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消费者”意味着什么。顾名思义,消费者是消费的人,消费意味着把东西消耗殆尽:吃穿用度,或以其他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所处的世界,绝大多数情况下,金钱是满足欲望的桥梁,所以作为一个消费者通常也意味着,占有那些注定要被消费的东西:付费购买它们,使其成为自己的专属财产,禁止其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它们。 消费也意味着毁坏。在消费的过程中被消费的事物将不复存在。它们或者在物理上湮灭,如被吃掉或耗尽;或者被剥夺了原本的吸引力,无法再唤起欲望,如被过度使用的玩具或频繁播放的唱片,不再适于消费。
举足轻重的圆形监狱逐渐失去了作用,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装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圆形监狱的直接影响。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据下确保了生产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成为新的行为准则。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编辑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0计算,从1970年到1994年,欧盟的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30%跌落到20%,美国从28%跌落到16%,而此期间业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2.5%。
理想的情况下,后天的习惯应该轻落在消费者的肩头,正像宗教/伦理激发的对职业和经济获取的激情曾经轻落在新教徒身上一样,恰如马克斯·韦伯引用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话语所说:“就像一件轻盈的斗篷,随时准备被扔到一边。
理想状态下,消费者应该不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任何承诺、任何忠诚的誓言,都应该有一个附加的有效飞i期。契约的有效期、既定的时效是最关键的,比契约本身更重要它不应该超过满足欲望的消费所花费的时间(或欲望消退的时间)。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无论是耐用品,还是易耗品,从定义上来说,消费品就不打算永久存在,不可能提供什么“终身的服务”。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消费品遍体写满了死亡警告,尽管用的是一种隐形墨水。
消费品的这些特质和当代社会身份问题特有的矛盾性,之中存在着某种和谐和共鸣。身份像消费品一样被占有,而占有是为了消费,所以它们终将消失。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确实可能会聚在一起,但即便如此,消费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彻头彻尾孤独的、私人的生活体验。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她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总而言之,消费美学取代子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
工作,更准确地说,人们从事的职业,现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日学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在生产者社会的黄金时代,工作伦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工厂车间和贫民窟。其理念勾勒出一个虽未实现但正确、适当的社会愿景,并提供了一个行为指导和境况评估的准绳。这个愿景的终极状态是充分就业,形成一个完全由劳动人民构成的社会。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工作伦理规范把不正常概括在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意料之中的是,穷人的长期存在往往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缺乏工作意愿。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合格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和其他各类社会一样,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格的消费者。
杰里米·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①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三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①仅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公共福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它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
公共福利的理念,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理念,与工作伦理的关辽系有些模糊不清。事实上,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由此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解决方案。
这还不是唯一的争议焦点。伊恩·高夫(Ian Gough)问道，福利国家是“一个用于压迫的工具,还是一个扩大需求,减轻自由市场经济残酷性的制度?是扩大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助力,还是如工资袋中的现金一样是应该被捍卫、去扩增的社会性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欺诈,还是工人阶级的胜利?”①他试图解决困惑,结束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最合理的解释是,福利国家具有所有这些特征,且远不止这些特征。
福利国家出现在下述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字;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户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4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两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各类人群对它们的感知,它们的政治命运预期,也大相径庭。
选择性社会保障正无情蚕食普遍性社会保障,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和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可能是最积极对抗这种趋势的人。1968年,蒂特马斯不顾一切地试图阻止这种转变。他提醒读者:“为穷人提供的总是最差的服务”②–若只服务于众所周知缺乏政治力量和公众话语权的贫困人口,选择性社会保障只能吸引最差而不是最好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两位作者一再指出,无论这种业已严峻的负面影响是否真实存在,把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经济审查的穷人,对作为整体的社会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只有当社会服务面向整个社会,惠及所有民众时,才能“像战争期间那样促进社会融合和团体意识”。
前文提到过,福利国家在工业化世界闪亮登场,立即在政治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的整个发展实际上未遭遇任何抵抗,这可以归咎于它的多因素决定性:那些原本对立的、多方的利益与压力的汇聚。福利国家的屹立不倒,屡屡被归功于社会阶级之间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社会阶层的矛盾就难以调和。福利国家的持久存在曾用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来解释:它更能确保工人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代价更低–相对于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而言。
今天福利国家的溃败,曾经满怀热情的支持者的快速消失,以及公众对于削减、取消福利供应,甚至摒弃福利国家看似不可动摇的原则的冷漠,都暗示着一种类似的“多因素决定性”。
如果不是因为福利国家式的公共保险和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之间的共鸣,很难想象多因素决定的福利国家,最初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此外,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然而,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努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
虽然增加了税务负担,但从企业角度来说,国家管理的福利体系还是非常不错的投资。如果一家企业打算扩大规模,雇佣更多劳动力,它可以随时从国家福利体系的用户池中募集。然而,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衡量企业的成败。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福利供应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在遥远的国度,在缺乏公共福利压力的政府的支持下获得“方便旗”②,似乎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当地政府允诺了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机会。
可以想象,只有允许压低本地劳动力成本,雇主才会留下来。》但在这个方面,福利国家的核心理念,即国家对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贫困化本地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也许不需要很久)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本地劳动力也是本地的消费者,消费品生产者正是把经济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偿付能力和购买意愿上,并从中寻求对抗利润下降和破产的保障。
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右”的新政治共识。然而这个论断掩盖的事实是,不久前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几乎是一个“跨越左和右”的共识,是一种真正的跨阶层的团结。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这种大众共识的根本性变化非常值得探讨。
最近,法国新当局把加入欧元体系所需的预算标准作为其施政要务,将收入上限引入之前面向所有家庭的经济补贴,走上了曾经长期避免的经济审查之路。基于这种情况,塞尔·哈利米(Serge Halimi)对比了采用同样路线的国家,他发现:
开始时是不允许中产阶级平等地享用某些社会福利，然后，这些福利政策越来越多地与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他们从中受益。依照美国人所说的法则“给穷人的方案都是糟糕的方案”,用于社会保障的金额不断地减少“欺诈、欺骗和虐待”迟早会被发现:一个单亲母亲,通常是非裔母亲，用食品券买伏特加酒(这是里根主义者惯常的言论);一个不负责任的穷人，在福利政策的鼓励下生下孩子等等。于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福利保障体系不再受到欢迎,中产阶级对继续提供福利保障不再感兴趣,转而同意废除它。
福利质量糟糕(且越来越糟糕)是反对福利开支的最好论据:福利体系的价值越来越低,以至于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这种开支纯粹是浪费。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简单来说,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意味着达不到大多数正常人能达到的生活标准。因此,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大多数人似乎从来不会使用公共财富,他们通过税收减免、职业便利和津贴、公开的或灰色的商业补贴等形式获得的收益,被公认为是他们应得的,不存在任何亏欠。鉴于这个事实申请福利是一个可耻的决定,会自我边缘化,把自己排斥在主流之外。申请福利变成了最差的选择,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无论质量如何,都显得更加合理,令人向往。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人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这不足为奇,因为消费者的“挑剔”是作为市场命脉的竞争力的映射。为了生存,进而发展,消费市场首先必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消费者:选择是由竞争提供的,鉴赏力使得这种供给具有吸引力。
说了这么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会变成成熟的消费者?为什么大多数人现在更喜欢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而不是规避风险,依赖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保障型供应?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只依靠自身资源,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许,下面的例子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原因。
“平权运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这些人来自公认的贫困社会阶层,因此在与社会地位更好、更“有文化”的白人的公开竞争中几乎没有机会。
抗议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很多白人家长对所谓的劣等生取代他们成绩更好的子女升入大学而感到费解和愤怒。令人惊讶的是,抗议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而且数量越来越多。事实上,第一位以“废除纲领”在州议会赢得一席之地,要求结束“平权法案”的民主党人,是加州非裔富商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康纳利遭受到许多非裔和拉丁裔激进分子的谴责和诋毁,但他在日益扩大的非裔美国中产阶层队伍中收获了大量或明或暗的支持。
康纳利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需要拐杖”“我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如”。但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康纳利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现在的竞争环境更趋于公平。”①然而,竟争环境是由于“平权法案”而趋于公平,这是该法案不可否认的成功和历史性的成就。
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人,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她不够努力。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完全源于自己的努力。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
##四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今天,无论接受救济的穷人是否真的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女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即使他们需要工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而且价格便宜得多,虽然这加剧了本地穷人的贫困。毕竟,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目前世界上有13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美元。按照这样的标准,生活在富裕国家(工作伦理的发源地)的1亿贫困人口,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又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他们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超市收银台。
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在雇用期间,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工作,却心不在焉。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 在“福特式工厂”时代,在庞大、笨重的工业厂房中工作的，是大量的本地劳工,老板的财富和利润取决于雇员的认同和士气,雇员的生计也取决于老板的仁慈。
然而,不知何故,我们似乎从来没能在连续的萧条之后恢复就业水平。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起初还不起眼,但渐渐地,经济“发展之路”的理念残酷地转向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随着经济周期的每一次轮回,“失业”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失业”之下的希望也越来越不切实际。这种体验无情地累加,推动了真正的“范式转变”产生-“过剩”这个新词,替代了“失业”。
正如茹饶·费尔格和SM米勒所言,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①。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术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术语“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原则上可以改变。“下层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被置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形象,他们可能向上攀登,从而摆脱当下的困境。
术语“底层阶级”(under class)则属于这样一个社会意象:这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其真正的范畴小于社会各组分的总和。“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在缪尔达尔看来,底层社会的成员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受害者对之无法控制或施以影响。
于是,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即使有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因付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沦为底层阶级,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堕人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作为事实的或潜在的罪犯,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被摒弃于我们的道德义务之外。
现在,工作伦理令“依靠”这种想法名誉扫地,依靠逐渐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福利国家体制被指责培养了依靠,问题被提升到自我延续的文化高度,这是去除福利国家体制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场反对依靠的圣战中,道德责任第一个被波及,因为“他者”的依靠就是自身责任的镜像,是所有道德关系的起点,也是一切道德行动的基础假设。在诋毁穷人的依靠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五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的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化不应该被解释为“通往现代性(modernity)之路”。如果那样,它就变成了系列“变得更现代”的行动。一旦这些任务完成,现代化就戛然而止。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种生存方式使它有别于其他(传统主义)生存方式。
比如,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总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并一直持续下去。届时,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会具有破坏性,会打破平衡。因此,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逻辑违背了人们的期望。资本主义初期，其动力来自征服并殖民“处女地”–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经济分离,从而把非现代化的生活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将其变成资本的牧场。一旦这项工作完成,可以改造的“处女地”所剩无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就取决于把已经现代化的部分进一步现代化。这个过程最近被封装在“资产剥离”(asset stripping)这个新潮的概念里。这个重要转变让人们留意到一直存在却又一直被疏忽的现代创造力的特点:它
的破坏性。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可以真正从零开始–尽管那些“处女地”被入侵和殖民之前被断言“一无所有”,以(错误地)开脱殖民者的行为。当需要治疗的病症很大程度上是医源性的,即病症是治疗本身的副产品,当重组的对象大多数是过去重组的产物,是过去破坏性喧嚣的恶报时,幻觉就不再能够维系。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冗余)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从一开始,现代就是大迁徙的时代。至今为止，不计其数的人远渡重洋,离开无法生存的故土,去往满载憧憬的异国他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热门区域不断变化,热门的线路也不断变化,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向“不发达”(在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方式不再可行、不切实际,从而增加了休耕和荒地面积。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这样的七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着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
只要现代性(即永不停歇、引人入胜、使人沉迷的现代化)仍然是一种区域“特权”,这种情况就将持续下去。一旦现代性如人们所望,艰难地挣脱束缚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福祉,它在这个星球上的统治影响力也就走到尽头。当现代化的胜利号角响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全体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以货币和市场为中介,当商品化、商业化和货币化进程渗透进人类的每个缝隙,本地产生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也就不再可行,或者说本地过剩人口的全球出口方案不再能够实施。所有地方，尤其是高度现代化的地方,现在都要承受现代性取得全面胜利的后果。他们必须寻找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本地化解决方案,但他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的警告:“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所有人而鸣。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豁免于“过剩”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废弃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是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附带牺牲品”,现在是由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决定的,国家政府无法可靠地保证对其进行避免。加强同样自由流动的恐怖主义威胁导致的对于个人人身安全的恐惧,然后承诺增加安保力量,投入大量监控设备,扩大监控范围,进行更频繁的安全检查、更多先发制人的打击和预防性逮捕,以保障这种安全,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权宜之计。
##六 新穷人的前景
克劳斯·奥费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②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按照这些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充分就业的目标早已退出理想和现实的视野)。
托斯丹·凡勃伦早就指明,“工艺本能”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
人们很容易对“收入权利与收人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个想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被蔑称为“乌托邦坟场”的历史中的又一个乌托邦。我们的时代是“个体乌托邦”的时代,是私有化乌托邦的时代,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流行地)嘲笑和讥讽这种构想,因为它们只是“集体任凭个人使用”理念的小小修订。
至少现在还有希望，人类能够再次完成同样的壮举。毕竟，正如帕特里克·库里(PatrickCurry)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