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尼尔·波兹曼 简介：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娱乐至死》想告诉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类型： 社会文化-社科
##highlights
###前言
-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 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 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待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 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
- 马歇尔·麦克卢汉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
-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
-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
-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在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
- 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例如，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商品。
- 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
- 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待电视的态度还不够严肃。因为，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的工具。
- 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
-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请求中猜测出来），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
- 我用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 有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所以这会对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化产生健康的影响。我这样说不是想要宣扬认识论的相对论。我希望能让你们相信，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
- 第一点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认知能力的变化。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或类似的观点（例如杰尔姆·布鲁纳、杰克·古迪、沃尔特·翁、马歇尔·麦克卢汉、朱利安·杰恩斯和埃里克·哈夫洛克我很愿意认为他们是对的，但我的观点不需要我这样做。所以，我不想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我的观点仅仅是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
- 我想再次说明，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相对论者，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 第二点是，我提出的认识论变化还没有包括（也许永远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
- 我们不否认，现在仍有读者，仍有许多书在出版，但是书和阅读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铅字曾经被认为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会这样存在下去。
- 第三点是，在我上面打的比方中，河流主要是指公众话语——对话所采用的政治、宗教、信息和商业的形式。我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 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关于这个变化，刘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
-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 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到1772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
-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
- 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做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人的历次辩论中算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誓不罢休。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做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
-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儿怪，但是，既然我要在下文中论证当今话语中意义的丧失，我不妨多费些笔墨先说几句。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
- 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
-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儿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 直到里维尔广告100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求的线形排版。直到19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斯蒂芬·道格拉斯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话就是：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
- 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 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第5章 躲躲猫的世界
-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 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 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 说到纵横字谜，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报和照片成功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成没有语境的事实时，纵横字谜在美国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年代和40年代的广播智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广受欢迎的“欢乐问答”。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儿乐？
- 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
- 20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
- 本书后面的一个目标是要让电视认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我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比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
-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
-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
- 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首先做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6位嘉宾每人有大约5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做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
-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
- 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 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强奸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一出他们喜欢的午间肥皂剧。
- 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5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做1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
- 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第7章 “好……现在”
- 我想说的是，本章的题目“好……现在”也像“呃噢”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因为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们不会紧锁眉头，而是带着一种弱智者般的笑容。
- 观众还知道，有的新闻不管看上去有多严重（例如，在我写作本文的这天，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宣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无法避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这是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如果我写到这里停下来，告诉你我过一会儿再继续我的讨论，然后开始以联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名义写几句话，你会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的这本书？你肯定会认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这本书。
-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
- 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
- 面对这样的局面，像乔治·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了。这根本不是“奥威尔式”的情况。新闻界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变成《真理报》，美联社没有变成塔斯社，而且这里也没有“新话”“。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
- 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虽然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电视在这当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会很赞成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话：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
- 我相信，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宗教信条。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但是，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
- 电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这就验证了我前面引用过的比利·格雷厄姆和帕特·罗伯逊的话：广大民众需要它。
- 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大家达成了一种共识：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 他说，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1966年，罗纳德·里根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他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
- 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另一码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告”。
- 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比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
- 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 切斯瓦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
- 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
-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 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 父母们喜欢《芝麻街》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节目减少了他们因为不能或不愿限制孩子看电视而产生的负罪感。《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们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同时，《芝麻街》还减轻了他们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责任——这在一个把孩子视为累赘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
- 教室是一个社交场所，而电视机前的那点儿空间却是私人领地；在教室里，老师可以解答你提出的问题，而电视机屏幕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学校注重语言的发展，而电视提供的只有图像；上学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行为，而看电视是一种自由选择；在学校里不听老师讲课可能受到惩罚，而不看电视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学校里，你必须遵守各种行为规范，而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必顾忌任何规章制度或行为规范；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 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 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 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
-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 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
-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
-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
- 简单地说，巴布科克夫人希望人们通过看电视认识到他们应该停止看电视。我们很难想象巴布科克夫人没有看出自己立场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性。
- 我特别欣赏约翰·林赛关于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的建议，就像我们现在禁止烟酒广告一样。我会很乐意在联邦通讯委员会面前证明这个建议的众多好处。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愿意提出一个两全之策：在播放所有政治广告之前应该先播一条小小的声明，即，根据常识，观看政治广告有碍思想健康。
-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 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我发现，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让
- 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