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乔纳森·克拉里 简介： 本书稿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张，每天24个小时每周7天全天候日日夜夜在线，资本主义世界运行节奏代替人的生理节律自然规律，人的注意力被全天候收割，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全面入侵人的工作生活。睡眠是人们从纷繁世界中抽身而退且暂作修整的必要行为。由于它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因此永远与24/7体制的要求相冲突。该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的异化，反映了制度对人的剥削。 类型： 社会文化-社科
##highlights
###第一章
- 从历史上来看，与战争相关的发明创造最后都将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医药公司大力推销的不眠产品最初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最终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
- 而且体验夜的黑暗和仰望星空是一项基本人权
- 其中一种状况的特征是，人类生命大体上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不停地运行就是其准则。这种状态下，时间不再流逝，处于时钟时间之外。
- 就劳动领域而言，它使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
- 资本主义从我们手中窃取时间，睡眠将这一过程拦截，毫不妥协。大多数看似不能被消灭的基本生理需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近来对友情的需要，都已经被重新改造，转化成了商品。
- 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20世纪初的人则要睡10个小时（尽管难以置信）。
- 电子设备能够在耗电量低的休眠状态下运行，这种观念改造了睡眠，使睡眠变成仅仅延迟或弱化运行的状态。开机/关机的对立逻辑过时了，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彻底关机，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
- 现在，人类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那种明显的时间间隙（睡眠是个特例），它们都被工作时间、消费时间或营销时间打断或占用了。
- 现代化的圆形敞视监狱已经从光的可见波长延伸到了光谱的其他部分，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非视觉的扫描仪、热气流和生化感应器了。
- 全球各地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的普遍渠道已经被污染和私有化毁灭，与之相伴的是瓶装水的商品化，如此也不难发现相类似的，睡眠也被建构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 失眠对应的是保持警醒的必要，是拒绝对遍布全世界的恐怖与不公视而不见。
- 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潮流，是把暴露（exposure）看作一个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或永恒的特征。个人不是自治的或自足的，单个的人是无法被理解的，除非把他放在与外在于他的和面对着他的他者的关系之中。
- 没有那种私人的空间或时间，离开“一直有他人在场的极度明亮的公共场所”，就不可能培养出卓异的自我，这个自我可以为交换共同的善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消费社会的一员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谈不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仅仅被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驱使，事物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
- 在消费社会里，公共生活和工作的领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反而让人彼此疏离。
- 但自尼采的时代以降，人类“理性”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可抗拒地转移到了24/7的信息网络程序里，转移到了光导纤维所传输的光的回路里。
-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到处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即阿伦特说的，缺乏时间或空间休养生息。在《城堡》（The Castle）、《地洞》（“The Burrow”）及其他文本里，反复传达出一种失眠的感觉和强制性的警觉，与之相伴的是现代的孤独与疏离感。
- 随着对睡眠的腐蚀愈演愈烈，有一点愈显清晰，即关怀对于睡眠者来说至关重要，这与那些承受社会苦难的人更迫切地需要保护，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章
- 当然没有人能够全天候地购物、玩游戏、工作、写博客、下载文件和发短信，但是，因为不存在不能购物、消费和利用网络资源的时间、地点与情境，所以24/7的无时间性无情地侵入了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长期存在的共享经验正在萎缩，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技术更新所许诺的满足和好处。
- 美军更大的战略企图，是要在阿富汗这个部落文化盛行的地方，毁灭集体共享的睡眠和休养的时间，让他们一直担惊受怕，无法逃脱。这种恐怖机制，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和关塔那摩监狱里的精神虐囚术如出一辙，利用人在睡眠时的脆弱性，摧毁支撑睡眠的社会保护机制。
- 《爱之颂》是戈达尔对记忆、抵抗和代际责任的思考，他明确表示，人们观看或不能观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 人们错误地把今天最常见的产品放置在线性解释框架里，其中包括轮子、尖拱、活字等，却遮蔽了过去150年里发明的最重要的技术：各种对人的管理和控制的机制。
- 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现代化逻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与稳定持续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而且过去的150年的历史正是生产方式、流通、交流和成像技术“革命再革命”的历史，马克思是最早认识到上述问题的理论家。
- 但是，一旦这类设备被投向市场（毫无疑问会被贴上革命性的标签），只会延续并助长千篇一律、永不间断的消费、社会疏离和政治无力感，而非代表什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 我的论点包括两个貌似自相矛盾的线索。同别的作者一样，一方面我肯定，当下技术文化的形式仍然符合从19世纪末展开的现代化逻辑——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21世纪初的主要特征仍然与19世纪工业项目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企业帝国垂直一体化的发展，在一些重要方面重塑了社会行为。
- 另一方面，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和实体，不同于那些从19世纪及其后的现代化阶段出现的东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微软、谷歌等企业的创新活动为代表，垂直一体化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尽管伴随着新的、更灵活的毛细血管式的实施和控制模型，旧的等级结构仍然残存着。
- 在大城市里，数码人格化和自治之类的强制性技术是剥夺普通人权力的策略，这些技术蓬勃发展，如今连低收入人群也不能幸免。
- 机器的目的就是其本身，而不是达到一系列更大目的的手段。它的目标是引导使用者更高效地完成它的日常任务和功能。从系统的层面上看，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空档或间歇，使得长期性的、超越个人的关切和计划能进入人们的视野。
-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被强制进行整齐划一的自我管控，无处可逃。选择和自治的幻觉正是自动管控的全球系统的根基所在。在很多地方，都会听到有人说当代的技术安排从根本上是一套中性的工具，能够以不同方式被利用，包括服务于解放政治。哲学家阿甘本（Agamben）反对这类观点，他认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装置所塑形、污染或控制”。他令人信服地说：“装置的臣服者不可能‘以正确的方式’使用装置。那些依然宣扬类似论点的人，就他们而言，不过是捕捉他们的那些媒体装置的产品罢了。”
- 不仅对于强制性技术消费的批评会被有效禁止；连认为现有的技术手段应该以造福人类、造福社会为前提，而不是满足资本和大公司的需求的说法，都不允许表达。
- 基于电子公共领域，那时候很多人预言多元文化的世界就此拉开序幕，本土的理性、离散和多中心的多元主义都在这里汇聚。在斯蒂格勒看来，这些人之所以对这样的发展满怀期待，是因为搞错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在斯蒂格勒看来，90年代通向的是一个超工业（hyper-industrial）时代，而不是一个后工业（post-industrial）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批量生产的逻辑突然与技术结合在一起，后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全球范围内的制造、分配和主体化结合起来。
- 任何观看行为都有不同的选项，行动、选择和反馈既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被打断。花费大把时间坐在那里纯粹做个观众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这一段时间实在太宝贵了，所以必须附加上各种命令和选择，最大限度地转化成货币，并且持续不断地积累关于用户的信息。
- 数十亿人在服用抵抗抑郁症、躁郁症、多动症或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物，不同疾病的患者是不同的个体，他们的神经系统都被进行了类似的矫正。
- 除此之外，制药工业与神经系统科学联起手来，生动地展现了曾经被认为是“内在生命”的东西是如何被商业化和外在化的。在过去的20年里，被诊断为疾病的情绪状态大幅增加，为过去不需要的药物打开了广大的新市场。本来人类的情感和情绪的波动，用害羞、焦虑、多元性欲、苦恼和伤心这种不太准确的概念就能表达，现在却被错误地转化成了疾病，制药公司由此获得了巨额利润。
- 相反，现代劳动体系怂恿工人自己认同机械流程。这种现代性文化的形成仰仗于各种主张，认为努力赶上机械化那种不受影响的节奏、效率和动力，个人就能获得满足感。
- 机器要求人进行貌似无摩擦的操作，要反应灵敏，掌握诀窍。这种操作给人自我满足感，这又可以赢来他人注目，使自己觉得领先于他人，能够有效利用技术资源，从中获得回报。这种得心应手的感觉使人暂时相信，自己好像在体系里占了上风，还有种遥遥领先的感觉；但到头来，所有使用者都沦落为可以互相替换的对象，同样被大量剥夺了时间和实践。
- 随着终生只从事一项工作的可能性逐渐消失，对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的任务就是好好经营与机器设备的关系。任何曾轻而易举被认为是“个人”的东西现在都被重构了，以便为个人打造不同的身份，而这只是暂时性的技术安排的结果。
- “梯坤”的同仁们（the Tiqqun Collective）认为，人类已经变成了全球城市社会中无害的、顺从的居民。即使没有任何直接的强迫，我们也会根据指示行事；我们允许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娱乐接受外部的管理，想象力需要从外部强加到头脑里。网络系统通过监控我们的线上生活向我们推荐商品，我们购买这些商品后自觉地留下反馈给别人，告知他们我们买了什么。我们向形形色色的生物计量和监视系统的入侵臣服，逆来顺受；我们吃着有毒的食物，喝着有毒的水，住在核反应堆附近，却毫无怨言。人们已经完全放弃了生活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从很多畅销指南的书名就能看出来。这些书名透着一丝残忍的宿命论的调子，告诉人们有生之年必须要看的1000部电影、要去的100个地方和要读的500本书。
###第三章
- 阿克莱特的棉纺厂的新奇之处并不在于看得见的机械物，就像完全由水力发电的蒸汽机或新发明的细纱机。相反，它彻底重新定义了工作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认为，可以一刻不停地、全天候地生产运行，并源源不断创造利润。
- 马克思明白，时间的重组（尤其是劳动力时间）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密不可分的。他引述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这个鼓吹工业理性化的苏格兰人的话来突出其重要性：“训练人们使他们改掉懒散的工作习惯，并使他们认同复杂的自动化机器一成不变的规律性。
- 德勒兹概括了他所命名的“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兴起。在控制社会里，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化控制持续不断，没有界限，且基本上是全天候的。他认为，在规训社会里，强迫与监控发生在学校、单位和家庭之类的特定场所，但是我们处在这些场所之间的间隙时，就能够相对地逃避监视。这些间歇和没有被控制的空间还可以看成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按照德勒兹的说法，控制社会的特点是间隙消失了，敞开的时间和空间也消失了。命令机制和规范化的效果见缝插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而且以更全面更微观的方式进入人的内心，远甚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候的规训权力。
- 与德勒兹的看法大相径庭的是，对人身体的囚禁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残暴得多，让人神经错乱的全景式监狱网络在不断扩张。他所描述的没有界限的开放的无形空间与现实并不相符，现实情况却是针对特定的人口和区域建起高高的围墙，划出分明的界线，以便为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回过头来看，可以注意到德勒兹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控制社会与消费社会在源源不断生产个体需求这一点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远远超出了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必需品的商品。尽管如此，在地球上富足的地区，曾经被认为是消费主义的东西已经扩张成了一系列全天候的技术活动，包括人格化、个体化、与机器互动和强制沟通。塑造自我是一项命定的事业，我们尽职地履行着指示，不断地改造自身，精心管理我们的身份。
- 德波指出，支配性的力量以更猛烈的架势全方位地侵入了个体的生存。他并没有像德勒兹那样提出一种范式转型，而是指出景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60年代的离散型景观（diffuse spectacle）变成了他所看到的全球综合景观（integrated spectacle）。关键的区别在于，60年代依然有部分社会生活保持着相对的自主性，没有被景观所影响，而到了他写这书的时候（1990年左右）自主性已片甲不存。日常生活已经不再与政治相关，它已被掏空，沦为了对此前存在的实质的仿造品。
- 在这些人中间，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最知名的一位，尤其是因为他关心的问题：伴随着工业现代性应运而生的自动化的、习惯性的行为是与培养有智慧的、有反思力的市民的要求相冲突的，而后者正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然而，杜威提出的打破僵局的方法一如他标志性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坚信，即使披着现代伪装，习惯也能够克服自身的问题。他强调，新奇与沟通会不可避免地阻碍重复性的模式。
- 正如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电视不是一项自发的技术发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电视机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就已经具备了，工程师也已经掌握了生产电视的机械技术，然而只有当美国主导了全球化的商品经济，以及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之时，它才在“二战”后迟迟登场。
- 个人电脑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上市，到90年代初已经遍地开花，这似乎在宣告，漫长的过渡阶段已然结束，控制社会终于来临了。很多人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原来那种单纯被动接收信息的电视观众已经过时了。按照这种说法，能把更广阔的媒体资源运用自如的用户应运而生，他能将科技产品为己所用，到了90年代早期，他还能在全球化的信息网络里游刃有余。
- 然而，电视所造成的这种上瘾现象不同寻常，你无法从中得到最基本的回报，就像别的让人产生依赖的物质一样：意思是说，它甚至都无法给人带来一阵强烈的存在感或猛烈的快感，也不能使人从醉生梦死的快速麻木中体会到满足感。
- 库贝（Kubey）和契克森米哈赖（Csikszentmihalyi）非常著名的研究里，大部分受访者描述道，看太久电视后的感觉要比没看前更糟糕，但他们又感觉到像是被什么力量逼迫着，要继续看下去。看得越久，感觉越糟。
- 自从有了电视以来，尤其是最近这20年，我们已经熟悉了一种感觉，当我们长时间沉溺于电视或电子产品，关机后会经历一个过渡时刻。然后每次总要过一会儿，这个世界才会恢复到我们平时熟视无睹的模样。一刹那间，我们感觉到有点失去方向，周围的事物突然变得陌生，比如一个房间和里面的摆设。它们的表面留着被时光磨损的痕迹，带着一种厚重感，因为年久失修好像一碰就会倾颓，但是顽固抵抗着不让自己顷刻间灰飞烟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不真实而带有压迫感。一种直觉瞬间涌上心头，你感觉到自己与电子产品之间的连通性永无止境，但同时会受到物质的有限性持续的束缚，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第四章
- 但如果诺曼是那座“历史悠久”的山间住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那么他同时也是汽车旅馆——现代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和流动性的关键象征——的经营者。
- 近期脑研究的最新进展更助长了这类幻想的流行：比如，机场和其他地方的脑部扫描仪很快就能检测到潜在的恐怖分子的“邪恶思想”。
- 实现上述可能性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或异常荒谬，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塑造和规定今天的想象。
- 物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个人不得不重新发明出一种自我理解，从而优化或加快他们在数码环境里的参与度和速度。矛盾的是，这意味着要扮演一个没有生机和活力的角色。
- 有一种普遍幻觉认为，既然地球的生物圈日益遭到摧毁，破坏已经不可挽回，那人类反倒可以神奇地将自己与它分离，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环境（mecanosphere）相依为命。你越认同非实体的电子产品可以替代物理意义上的自我，就越觉得自己不用为地球上到处都在发生的生物灭绝负责，同时我们冷漠到对实际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视若无睹。
- 迪克描绘了不断再造和现代化的社会领域，但是他依然保有这样一种此刻的感觉，它是有层级的，堆满现代化早期留下的残砖片瓦。在迪克的作品里，人类被困在最终失去所有用途的物品海洋里，他暗示这正是人类经验的境况
- 但《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主人公对于物化的生存法则的抗拒，到了电影改编版中俨然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小说对于个体经验被无情毁灭的叙述到了电影里，就变成了厌世的犬儒，为僵化和“古怪恶劣的抽象性”叫好，这恰恰是迪克所拒绝的。《银翼杀手》拍摄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初期，表现了人们与正兴起的全球消费文化间的关系发生的重构，后者的地位到了90年代时已稳如泰山。这部电影并没有去追究自我与这个环境间的分裂，而是明确表示，个人被工具性地吸纳进了持续扩大的商品化领域的循环和运作之中。
- 我们被告知，不只是商务活动和各种机构，每个人也都需要一个“网络身份”，需要全天候展示自己的生活，以免被社会抛弃或遭遇事业上的失败。但是被大力鼓吹的所谓好处其实是幌子，掩盖的是这个事实，即大部分社会关系的形式都被量化，用货币计量。同样，它让个人生活转换到了这样的境遇中，隐私无所遁形，人成了永远的数据挖掘和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积攒了一打替代性的身份，全天候开启，持续运作从不睡觉，但这只是没有活力的模仿，而不是自我的延伸。
-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生命快到尽头之时评论道，整体的人类文明危在旦夕，“人类正在失去一个基本天赋，这天赋就是闭上眼睛就把视域聚集起来的能力”。
- 众所周知，所有的梦都是对被压抑的愿望的失真、伪装的表达，这是对做梦经验之丰富性的巨大简化。多数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就接受了这一观点，这恰恰证明，在20世纪早期，个人欲望已经完全穿透并塑造了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
-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除了那些与个人占有、积累和权力相关的愿望，别的愿望通通被禁止。在24/7式资本主义的世界中，这些限制既是外部力量强加的，也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实施的，但是自我管控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发展的结果。
- 反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如果不能把先前支撑合作活动的社会安排斩草除根，就把它金融化。通过把公共空间和资源纳入市场的逻辑，个人被剥夺了诸多集体的互助或共享的权力。一个简单而普遍的合作行为，如搭便车，已经被颠覆成一个风险重重的行为，会带来令人恐惧或致命的后果。如今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美国有的州颁布法律，那些给无家可归者或未登记在案的移民食物的人会被判刑。
- 对集体主义和合作的攻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清晰地表达出来，其观念是自由就是完全不依靠他人，实际上，我们同时正在更全面地臣服于“自由”市场的运作。
- 不论是好是坏，萨特都决定用这个有点生硬的词“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作为社会现实的核心范畴。但这个笨拙的新词表现出了一对矛盾，尽管公共和私人生活充塞着多到难以想象的活动，但所有的不安分和勤勉实际上是为停滞和维持现存关系服务的。
- 他用来表达这种无力感的关键词是“序列性”（seriality），通过这个词，他对孤独感的持续生产进行了重要阐述，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支撑。序列性把集体性打散成各自分立的个人，他们只通过空洞的或自恋的身份相互联结。萨特举过几个著名例子，比如排队上公交车、堵车和在超市购物，除了在这些事情上耗费时间外，今天人类无穷无尽的时间都耗费在了断断续续的电子活动和电子交易上。无论在20世纪中叶还是现在，序列性都在麻木地、不断地生产着雷同的事物。正是所有反终极性（counterfinalities）的重量，无情地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意图、爱和希望。
- 他们认为萨特的模型颠覆了普遍接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对于萨特来说，不存在所谓的阶级自发性，只有特定群体的自发性。仅仅作为某个阶级或政党的一员，依然会固锁在序列性的身份里。只有一个感知的行为——一种非习惯性的观看——才能触发对实践惰性的克服：当一个人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与群体成员休戚与共，有着共同的物质和主观经历。
- 它同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前的电子分离和感觉管理是否会抑制萨特描述的过程或使之发生转向？从何种意义上说，新型通信网络及其广泛应用其实是新型的实践惰性，是对日常生活新的挪用，在其面具下面掩藏的其实是序列性？所有全天候的电子互动，所有方方面面都沉浸在当代技术文化中的人们，简单说来，他们构成了新的被动性和相异性的联合。
- 德波不是唯一强调“共同体”和“交流”之间关系的理论家，交流不只是消息的传递，在某些方面更是精神（ethos）的分享。德波写道，景观是对分享的可能性的剥夺；生产出的是一种单向的交流，其特征是“普遍的自闭”。德波判断，资本主义到了60年代，人与人交心（rencontre）的能力已经遭到了系统性的毁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社会幻象，一种互相理解（encounter）的幻觉”。
- 今天网络上交换和流通的信息，有多少不过是萨特所称的“实践向实践惰性退化”的放大？风行全球的博客中有多少——光个人博客就有几亿个，往往以抵抗者的语言标榜——实际上等同于德波所注意到的普遍的孤独症？
- 如果网络不能为现存的、由共同经历和亲近的社会关系服务，那么它们将不断地重造和加强其固有的分离、不透明、虚伪与利己主义。所有把社会媒体当成救命稻草的社会动荡历来都只能热闹一时，最终变得无足轻重。
- 与许多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人一样，阿克曼明白，苏联解体以及它对东欧国家控制的瓦解，最终加速了西方的全球化，促成了西方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要求移植到全世界。所以拍这部电影时，她意识到了这部电影所记录的这一段转瞬即逝的过渡期。阿克曼意识到，支撑两极冷战格局的对立已近乎幻影，但她相信，她电影中的“东方”还保留着独一的长久的文化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面前，它们处于被抹灭的边缘。尽管阿克曼对所有之前如何与之后如何的简单逻辑保持警惕，但《来自东方》有力地证明了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私有化和社会原子化侵入之前，曾经存在过一个社会世界，不论它遭受过怎样的破坏。这部电影讲的是生活在一个“还有时间存在”的世界的故事，一个被24/7式的非时间的强制积累和个人选择所支配前的世界。
- 或许更重要的是，24/7使个人的耐心和对他人的敬意感萎缩了，对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而言，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耐心地倾听他人，等待着轮到自己再发言。写博客的现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自说自话的单向交流模式的胜利。在这个模式里，等待和倾听他人的可能性被消灭了。不论其意图是什么，写博客都宣告着政治的终结。
- 米德作品中俯拾即是的非历史化倾向常常被人诟病，但他把合作视为所有社会世界核心的做法，更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本身不可调和。他的作品还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斯蒂格勒后来据此诊断了当代全球体系的病灶——人们不再可能关怀他人甚至自己了。
- 睡眠永远是布满孔隙的，为醒着时的活动所充满，虽然今天它更加无力抵挡外部力量对它的侵蚀与削弱。纵然有所退化，睡眠依然是我们生命中等待和停顿的复现。它确证了延期的必要性，推迟恢复或重启所有被延期的事物。睡眠是从醒时牵绊我们的纷繁思绪“持续的连续性”中获得的一次豁免，一次释放。似乎已经明显到无须再言，睡眠需要定期脱离网络和设备，以进入一种静止和无用的状态。这种时间把我们引向别处，而不是那些我们拥有或被告知需要的事物。
- 在我的叙述中，现代人的睡眠还包括睡前那段间歇——你醒着躺在床上，周围一片漆黑，等待着不知何时意识如你所愿一点点丧失。在这段悬搁起来的时间里，白天失效或被忽略的知觉能力都恢复了过来。人们不自觉地恢复了心理感受和身体知觉的敏感和反应能力，这段过程要经历多久是无法测量出来的。
- 长期以来人类文化一直把睡眠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理由是，两者都表明，地球不会因为缺了谁就停止转动。然而，睡眠者暂时缺席的同时总是联结着未来，联结着恢复和因此而自由的可能性。
- 有可能——在许多地方，在许多不同的状态下，包括幻想或白日梦里——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以睡梦为开端的。这意味着睡眠是一种彻底的中断，是在拒绝全球资本主义无以复加的重量。这也意味着在睡眠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无奇的地方，可以一再上演更重要的开端和新篇章。